在中國，宏偉輝煌的茶文化殿堂，大部或至少是重要的一部是由我國歷代優秀高品級的文化人用心血和才華構建而成的。從唐代茶圣陸羽的《茶經》，與之齊名的詩人盧同的《走筆謝孟諫議寄茶詩》，到李白、白居易、皎然、陸龜蒙、皮日休；以及唐代以后歷代的歐陽修、范仲淹、梅堯臣、蔡襄、蘇軾、黃庭堅、陸游、張岱、李漁、鄭板橋、曹雪芹、袁枚、魯迅、周作人、梁實秋、郭沫若、老舍、汪增祺等等，都終身與茶結有深厚不解的情緣，為弘揚和壯大中華茶文化建樹了不朽的功勛。
例如我省享譽中外的普洱茶及其珍品女兒茶，就是由于《紅樓夢》中留有記載而蜚聲遐邇一舉成名的。清道光朝（１８２１—１８５０）任云貴總督的阮元之子阮福在其所撰《普洱茶記》中說：“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之。福來滇稽之《云南通志》，亦未得其詳。”證明了普洱茶的成名，并不由官修的《云南通志》而促成；而《紅樓夢》的不世之功，也就于此可見了。
無獨有偶。我縣的歷史名茶寶洪茶，其見諸典籍，載譽古今，也是由于清康熙間大理府趙州（即今大理市鳳儀區及下關）詩人王佐才的一首詩作而成名。王佐才，《新纂云南通志·藝文考》亦載其著述事略，惟手邊無書，不能引錄。他以傳統《竹枝詞》形式寫就的寶洪茶詩作，顯然是受到宋代詩人范成大同樣以寫茶而著稱的《夔州竹枝歌》的影響。其云：
紅薯綠芋紫姜芽，絕勝東陵五色瓜。
別有清供詩料品，云臺松子寶洪茶。
寶洪茶正是作為可堪清供的詩料品而進入文學作品，亦終得播其美名，馳譽千古的（按：次句應作“絕勝東鄰五色花”，即指五色扶桑花，東鄰，指扶桑國日本。筆者另有散文《五色花之夢》，《春城晚報》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４日載，考說綦詳）。
據《宜良縣志》記載，王佐才為清康熙１０年壬子科（１６７２）舉人，２３年（１６８５）與知縣高士朗同期在宜良擔任教諭之職，并參與宜良縣志的搜羅纂集，形成輯本，為其后成書的《新修宜良縣志》（成書于１７１６年）也是現存最早的一部縣志，做了大量工作。而上述詩作，就是他在任內時寫成的，從而使寶洪茶成為３００多年有信史資料記載的歷史名茶。就在同一詩題《宜良竹枝詞》中，王佐才還寫有“朝上巖泉斗茗飲，暮還西浦濯蘭湯”之名。按所謂“斗茗飲”者，比賽茶之優劣也；后發展成為文人雅士間一種高雅的茗飲方式，如爭比水品、茶品、詩品、烹茶技藝之高下等。大理州從明代起即有名茶叫“感通茶”（詳后）；又其《宜良竹枝詞》５首中兩見茶茗事，可知其為茶飲行家。而其所比賽而優勝之茶。也必是寶洪茶無疑。不然，何以將寶洪茶譽稱為“清供詩料品”呢？
在這里，尤其應該補述一筆的是，早在清康熙１２年（１６７４）吳三桂反叛時，“值吳逆亂，隱居于邑之北屯毛家庵，名其山曰鶴鳴”的古典，其人所撰的《鶴鳴山十二景》七言排律１２句，詩中即詠及寶洪茶。據北屯毛家庵即在寶洪山東麓金家營，鶴鳴山即青瓜山。因該村為筆者祖籍，是以知之。該詩每句各詠一景，其詩第八句云：“香釀茶圓醉暮煙”，所詠之茶即是村中種植的寶洪茶。惟只點出茶之特色“香”而未給予全稱，故列于王詩之后。但寶洪茶的首見于詩，則已較王詩早出１０年。
記載寶洪茶的另一篇歷史文獻，為成書于清乾隆３２年（１７６７）的《宜良縣志》所載蜀人劉松《洪嶺新茶》七言律詩：
洪嶺春初雨乍晴，攜筐試掇鷓鴣英。
有香不減盧同嗜，得味還同陸羽評。
采處旗槍憐葉嫩，烹時氵邑注趁泉新。
余生亦苦文園渴，飲罷清風雨腋生。
按此詩載入縣志的時間，大抵與曹雪芹逝世同時，可知其成詩時間也與《紅樓夢》關于普洱茶的記述時代相同。這又為寶洪茶作為歷史名茶添上了厚重的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