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走進閶門外廣濟路，在新民橋和廣濟橋之間，有個不起眼的西楊安浜小弄，絕不會想到在這個小弄里，四十年代曾經有過熱鬧繁華的時期，每日里舟船云集，出出進進，那時候小弄旁邊的河道沒有填死，說得上是個忙碌的小碼頭。早上，花農從虎丘用船載來大批的茉莉花和玉蘭花，一船一船，一擔一擔的運到楊安浜，把花送給沿浜設立的好幾家花行。這里是窨制花茶的基地。原來沿浜有不少大戶人家的老式庭院，三四進的很多，后來這些人家逐漸敗落了，于是幾乎凡是大一點的房子都被茶行購置或租用。最盛時期不但楊安浜，連接它的葉家弄、小邾弄，甚至隔河隔馬路的山塘街、丹陽碼頭、潭子里一帶也有茶行的存在。
大大小小的茶行不下數十家，比較大的有廣盛、永豐、又新、協和正、協源祥、源豐積等，他們的老板多數是徽州人，以方姓和吳姓為多。茶葉本來多產于黃山，也許是人杰地靈的緣故，茶行的制茶工人也都是徽州人。
蘇州人多飲淡茶（綠茶），花茶主要銷往北方。據說抗戰前，花茶窨制是在福州。福州的茉莉花不用盆栽，直接在地上種植。當時花茶都從海上輪船裝運，運到天津、青島等地，然后分散北方各地。日本侵華后，上海、蘇州先后淪陷，海上交通斷絕，上海已不是花茶出口唯一口岸，于是花茶的窨制轉移到蘇州。蘇州虎丘的花農也一涌而起，家家種植，虎丘山附近一帶，幾乎成了花農的天下，到處都可看到茉莉花和玉蘭花的盆栽。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北上的津浦鐵路控制在日軍手中，客貨運輸，還算通暢，因此，隨著楊安浜茶行的興起，北方老客到蘇州來采購花茶的越來越多。他們中間，最大的屬天津幫和濟南幫，其次則以青島幫和營口幫較為知名。天津幫和濟南幫所以居首，是因為花茶都是先運天津和濟南為集散地，必須先由他們經手。那時，天津最大的茶商客戶是正德興茶莊和成興茶莊，濟南大戶是以“祥”字號為首，如福祥茶莊、泉祥茶莊等。他們在津濟一帶都非常馳名，當然也很有實力。但是他們始終只做采購和販運，不遑他顧。獨有營口幫，眼見徽州人開的茶行愈益興旺，那些老客，因為本來就是行商，于是也就盤算自己在蘇州扎根落戶。他們索性也自辦茶行，招雇徽州工人，另灶起火，從而打破了微州人的一統天下。
茶行的興起，帶動了花農以及其他有關行業，最使人摸觸得到的則是附近住戶的變化。小戶人家的女性，不管是姑娘、婦女、老媼，向來是清貧而閑散，如今，茶行要召人揀茶葉，揀多少給多少工錢，這就使她們既有了生計出路，也稍減了空虛無聊。她們四個人一塊揀板，坐著小板凳，每人一個小簍子，挑揀茶梗、茶片。手不停，難免嘴不停，于是有了情感交流。每家茶行都有幾十塊揀板，確實養了不少臨時工，有的快手也會得到相對來說較為可觀的收入。這樣一來，為她們服務的小飯館、小攤販，都把楊安浜當作了別有天地，楊安浜喧囂異常。
運輸行業自然也隨之有了生意可做。閶門吊橋下的太子碼頭，原來就是船行、運輸公司的風水寶地，靠水吃水，本以水運為主。這時，因為海運阻隔，蘇州火車站忙碌起來，整車出口毛竹、紙張、黃酒、茶葉等，于是那些吃運輸飯的又轉向車站貨運部，大肆“公關”。因為茶葉是貴重貨物，一箱高級花茶價值連城，最好有人專門經營，因此派生出專業運輸茶葉的公司。最早的有瑞泰恒、大安，后來又有久和、正源等。
開了這么多的茶行和公司，免不了在生意場上要有一番爭奪，這便使得北方老客，受到那些商家的擁戴，勿論他們年齡大小，一律尊稱為“爺”，三天兩天請他們進戲院、吃酒席、下澡堂、游山玩水，甚至嫖賭宿娼，無所不用其極。個別年輕的北方老客，本來在北方還是布衣布鞋，艱苦樸素，一到蘇州經不起商家吹捧，抵不住花紅柳綠的誘惑，不多時便成了花花公子，狂嫖濫賭，最后墮落。不過多數的北方老客，吃飽喝足，身上有了錢，也會購置些蘇州的絲綢羅緞、被面、鞋子、手工藝品和土特產帶回北方，多少也給淪陷期的蘇州帶來勉強的繁榮。
日本投降，國共談判時，津浦鐵路一度中斷，北方茶葉缺檔，有的茶商從蘇州改運上海，再由海路運往天津或青島。解放后，交通正常，恢復原貌。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一家一戶手工業的制茶工場，已經落后，楊安浜的幾家大茶行逐步走向國營，即是現在蘇州茶廠的前身。從此結束了四十年代楊安浜一度繁華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