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在唐以前并無稅制，中唐時期，隨著茶葉生產發展，茶農一獲利，統治階級賴以自下而上的各種法律、稅賦、機構就隨之而來，并成為統治階級巧取豪奪、壓迫和剝削茶農，限制茶葉生產發展，掠奪和獨攬茶利的一種手段。
一、茶稅與茶法
我國茶之征稅，始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安史之亂以后，唐朝中央國庫拮據，政府以籌措常平倉本錢為借口，“詔征天下茶稅，十取其一”，征稅以后，發現稅額十分顯著，以后就將這一臨時措施改為“定制”，與鹽、鐵并列為主要稅種之一，并相繼設立“鹽茶道”、“鹽鐵使”等官職，據新舊《唐書》記載，茶于中唐立稅以后，稅額并不因國庫收支的好轉而有所減免，反倒根據茶葉生產和貿易的發展而不斷增加。到公元804年，茶稅每年增加到四十萬緡。武宗會昌年間（841－846年），除正稅以外，又增加一種“過境稅”，叫“塌地錢”，至宣宗大中六年（852）更通過當時鹽鐵轉運使裴休制訂了“茶法”12條，嚴禁私販，使茶稅斤兩不漏。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裴休的稅茶法主要內容是：
1、茶商販送茶葉沿途驛站只收住房費和堆棧費，而不收稅金。
2、茶葉不準走私，凡走私三次均在100斤以上和聚眾長途販私，皆處死。
3、茶農（園戶）私賣茶葉100斤以上處杖刑，三次即充軍。
4、各州縣如有私砍茶樹，破壞茶業者當地官員要以“縱私鹽法”論罪。
5、瀘州、壽州、淮南一帶稅額追加50%。
我國茶葉專賣制度和稅法，發展到宋代，更為嚴厲，并成為發展茶葉生產一大障礙，曾誘發多次茶農起義。據文獻記載，宋朝的茶稅法，先后改革多次，即所謂“三稅法”、“四稅法”、“貼射法”、“見錢法”等。這些改革，換湯不換藥，都是堅持國家專賣。后又經元、明、清，改“榷茶制”為“茶引制”，直到清咸豐以后，由于當時國際國內茶葉貿易都有了很大發展，才將“茶引制”改為征收厘金稅，民間逐步恢復自由經營。所以，茶葉專賣的稅制和法律在中國歷史上歷經千年之久，得利的是政府，而吃虧者總是百姓。
二、“榷茶制”與“茶引制”
所謂榷茶，即茶的專營專賣。這一政策始于中唐時期，文宗太和九年（835）當時任宰相之王涯奏請榷茶，自兼榷茶使，令民間茶樹全部移植于官辦茶場，衽統制統銷，同時將民間存茶，一律燒毀。此一法令剛一頒布，立即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王涯十月頒令行榷，十一月就為宦官仇士良在“甘露之變”中所殺。令孤楚繼任“榷茶使”，吸取王涯的教訓，即停止榷茶，恢復稅制。所以，唐代實行榷茶歷史不到兩個月，真正厲行“榷茶制”的，是從北宋初期開始，首先在東南茶區沿長江設立八個“榨貨務”（官府的賣茶站），產茶區設立十三個山場，專職茶葉收購，園戶（茶農）除向官府交納“折稅茶”以抵賦稅以外，余茶均全部賣給山場，嚴禁私買私賣。
到了北宋末期“榷茶制”改為“茶引制”。這時官府不直接買賣茶葉，而是由茶商先到“榷貨務”交納“茶引稅”（茶葉專賣稅），購買“茶引”，憑引到園戶處購買定量茶葉，再送到當地官辦“合同場”查驗，并加封印后，茶商才能按規定數量、時間、地點出售。“茶引”分“長引”和“短引”兩種，“長引”準許銷往外地限期一年，“短引”則只能在本地銷售，有效期為三個月。這種“茶引制”，使茶葉專賣制度更加完善、嚴密，一直沿用到清乾隆年間，才改“茶引制”為官商合營的“引岸制”。“引岸制”的引，為茶引，“岸”是口岸，指定的銷售或易貨地點。“引岸制”即為凡商人經營各類茶葉均須納稅請領茶引，并按茶引定額在劃定范圍內采購茶葉。賣茶也要在指定的地點（口岸）銷售和易貨，不準任意銷往其他地區。“引岸制”的特點是根據各茶區的產量、品種和銷區的銷量品種，實行產銷對口貿易。這樣有利于對不同茶類生產、加工實行宏觀調控，做到以銷定產。
三、貢茶制起源與發展
所謂貢茶，即產茶地向皇室進貢專用茶。向朝庭貢奉各種鄉奇特產，是封建社會早有的定俗。晉人常璩在《華陽國志·巴志》中即有關于中國最早貢茶的記載，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伐紂、西南巴、蜀等國向武王進貢鹽、鐵、茶、蜜的史實。
到了隋代，煬帝楊廣在江都（江蘇揚州）得了頭痛病，浙江天臺山智藏和尚聞之，攜天臺茶專程去揚州為隋煬帝治病，得茶而治之后。煬帝大喜，遂令全國大行茶事，推動了隋代王公貴族飲茶之風大興。
初唐時，各地繼續以名茶作貢品，其中不乏貪圖名位、阿諛奉承之人為了個人升遷而向皇上納貢。但隨著皇室飲茶范圍擴大，貢茶數量遠不能滿足要求，于是官營督造專門從事貢茶生產的“貢茶院”，首先在浙江長興和江蘇宜興出現。據《長興縣志》記載，顧渚貢茶院建于唐代宗大歷五年（770）直至明洪武八年（1375），興盛期長達600年，其間役工3萬人，工匠千余人，制茶工場30間，烘培工場百余所，產茶萬斤，專供皇室王公權貴享用。
唐代詩人，曾做過湖州刺史的袁高（727－786）《培貢顧渚茶》的長詩生動地描繪了當時生產貢茶龐大的規模和茶農的艱辛。詩曰“……動生千金費，日使萬民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甿輟耕農耒，采掇實苦辛。……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功，走挺麋鹿均，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
到了宋代，飲茶風俗相當普及，“茶宴”、“斗茶”大行其道，尤其宋徽宗趙佶，愛茶至深，親撰《大觀茶論》，皇帝嗜茶，必有宦臣投其所好。因此，宋代貢茶較之唐代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保留顧渚紫筍貢茶院以外，又在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甌縣）設立規模更大的貢茶院。據宋子安寫的《東溪試茶錄》（1064年前后）記載“舊記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歲率六縣民采造，大為民間所苦……至道年（995－997年）中，始分游坑、臨江、汾常、西蒙洲、西小豐、大熟六焙。錄南劍，又免五縣茶民，專以建安一縣民力裁足之。……慶歷中，取蘇口、曾坑、石坑、重院屬北苑焉。”
除此以外，宋代相繼還在江西、四川、江蘇、浙江設御茶園和貢院院，生產極其費工費時之“龍團鳳餅”供朝庭享用，每年花去大量民脂民膏。
明清時期，貢茶制繼續實行，貢茶產地進一步擴大，四川蒙頂甘露，杭州西湖龍井，江蘇呈縣洞庭碧螺春，安徽老竹鋪大方都被當朝皇上飲定為“御茶”。西湖龍井村至今保存的十八棵御茶，就是乾隆皇帝游江南時（公元1753年）微服私訪獅峰、至胡公廟前品嘗了和尚獻上香茶，十分高興，遂將廟前18棵茶樹封為御茶。然而，皇帝的歡心、換來都是百姓的苦難。杭州詩人陳章寫了一首《采茶歌》充分揭露貢茶給人民帶來的苦難。
鳳凰嶺上春露香，青裙女兒指不長。
渡澗穿云采茶去，日午歸來不滿筐。
催貢文移下官府，那管山寒芽未壯。
焙成粒粒比蓮心，誰知儂比蓮心苦。
四、“茶馬互市”與“以茶治邊”
以茶易馬，是我國歷代統治階段長期推行的一種政策。即在西南（四川、云南）茶葉產地和靠近邊境少數民族聚居區的交通要道上設立關卡，制訂“茶馬法”，專司以茶易馬的職能。即邊區少數民族用馬匹換取他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茶葉，據史籍所載，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年），經略安撫使王韶在甘肅臨洮一帶與人木征作戰，需要大量戰馬，朝廷即令在四川征集，并在四川四路設立“提興茶馬司”，負責從事茶葉收購和以茶易馬工作，并在陜、甘、川多處設置“賣茶場”和“買馬場”，沿邊少數民族只準與官府（茶馬司）從事以茶易馬交易，不準私販，嚴禁商販運茶到沿邊地區去賣，甚至不準將茶籽、茶苗帶到邊境，凡販私茶則予處死，或充軍三千里以外，“茶馬司”官員失察者也要治罪。立法如此嚴酷，目的在于通過內地茶葉來控制邊區少數民族，強化他們的統治。這就是“以茶治邊”的由來。但在客觀上，茶馬互市也促進了我國民族經濟的交流與發展。宋朝以后，除元朝因蒙古盛產馬匹無此需要，而未實行“茶馬互市”以外，明、清二代均在四川設立專門的“茶馬司”，清朝康熙四年（1665）在云南西部增設北勝州茶馬市，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予廢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