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哲學，不只是平常所理解的那種唯美主義，因為它結合著道德和宗教，表達著我們關于人與自然的全部觀點。它是衛生學，因為它堅持潔凈;它是經濟學，因為它以一種簡單樸素而不是繁復昂貴的方式，給我們以慰藉;它是道德幾何學，因為它厘清了我們對宇宙萬物的平衡感。它通過使其所有信徒都成為趣味的貴族，而代表著東方民主主義的精髓。
日本長期以來與世隔絕，這樣有助于內省，亦有功于茶道的發展。我們的住宅和習性，我們的裝束和烹調，還有瓷器，漆器，繪畫，乃至我們的文學，全都受到過茶道的影響。日本文化的研究者，沒有誰會無視它的存在。它彌漫于貴婦閨房的典雅之中，也走進販夫走卒的陋室之內。我們的農夫學會了插花，我們粗鄙的勞工也懂得在水石盆景面前低徊致意。當一個人對人生戲劇中亦莊亦諧的趣味無動于衷的時候，按照我們通常的說法，會稱此人“了無茶趣”。而對于那些放浪形骸的唯美主義者(他們無視世俗生活的悲戚，沉湎于不羈情感的潮汐)，我們又責之為“茶氣太盛”。
的確，對于這種“無事忙”，局外之人可能會深感驚詫。他會說：一杯之微，有何風雷!然而，當我們考慮到：所有的人類享樂之杯皆何其之小?淚水的盈滿何其之速?在我們對“無限”那不滅的渴望之中，飲盡而涸又是何其之易?那么，我們就不會因為自己如此厚待茶杯而深自責備。人類總是作孽。在酒神崇拜中，我們的祭獻，實在太過慷慨了;我們甚至會美化戰神那血跡斑斑的形象。那么，我們何不把自己奉獻給“山茶女王”，暢飲從她的祭壇上流淌出的憐憫暖流呢?在象牙瓷杯內這液體的琥珀中，初嘗者或可品味到孔子的溫文靜默，老子的辛辣痛快，以及釋迦的凈土芬芳。
那些認識不到自己的大事之小的人，往往也注意不到他人的小事之大。一般的西方人，在腦滿腸肥的怡然自足中，會將這樣的茶道禮儀視為千百種怪癖的又一實例，這些怪癖，構成了他眼里東方的古怪和幼稚。在日本醉心于和平的高雅藝術之時，他總把她視為野蠻未化的民族;而自從她開始在滿洲戰場大肆殺戮以來，他卻稱她為文明教化之邦。
最近，有大量評論在談論“武士道”，卻幾乎沒有任何注意力被吸引到“茶道”上來(它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我們的“生之藝術”)。如果我們所希望的文明，乃是建立在令人憎惡的戰爭榮譽的基礎之上，那么，我們將寧愿繼續停留在野蠻狀態，寧愿等到人們將應得的尊敬獻給我們的藝術和理想之時。
西方何時才會理解(或者試圖理解)東方?對人們所編織的那些關于我們的事實和想象的怪異之網，亞洲人常常驚詫莫名。我們被描繪為生活在荷花的芳香里，要不，就是生活在老鼠和蟑螂中間;不是軟弱的狂熱盲從，就是無恥的驕奢淫逸。印度人的靈性被嘲笑為愚昧無知，中國人的莊重被看作是笨拙魯鈍，而日本人的愛國，則被視為宿命論的產物。據說，由于我們的神經組織比較遲鈍，因而對疼痛和創傷不太敏感。
損人娛己，何樂不為?亞洲也報以回敬。如果你們知道了我們對你們的想象和描寫，那將會有更多的娛樂材料。所有遠處景色的魅力，所有對奇觀的無意識敬意，所有對新鮮未名之事的無言敵意，蓋在于此。你們承載的美德太過優雅，以至無人羨慕;被告的罪行太過獨特，以至不會被判有罪。我們過去的作家(都是一些博古通今的智者)告訴我們：你們的外衣之下，藏匿著毛茸茸的尾巴;你們進餐的時候，常吃新生兒做成的燉肉。不但如此，我們還有更壞的事情要指控你們：我們一直認為你們是這個地球上最不切實際的家伙，因為你們總是宣講自己從未踐行過事情。
但這些誤解很快就在我們當中逐漸消失。商業往來把西方語言強加給了許多東方口岸，亞洲的年輕人，為獲得現代教育的資質，正成群結隊地前往西方的大學。我們的洞察力或許并未深層次地穿透你們的文明，但至少，我們樂意學習。我的某些同胞，采納了你們太多的習俗、太多的禮儀;他們從僵硬的衣領和絲綢大禮帽中所得到的東西，就包含著你們的文明成就。如此可悲可嘆的矯揉造作，表明我們樂意卑躬屈膝地接近西方。很不幸，西方的姿態卻無助于對東方的了解。基督教傳教士去那里，為的是給予，而不是接受。你們對東方的認識，乃是建立在對我們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的蹩腳翻譯之上，要不，就是建立在浮光掠影的旅行者那些靠不住的趣聞逸事之上。像小泉八云(1)那樣飽含武士精神的筆，像《印度生活之網》的作者(2)那樣以東方情感的火把洞幽燭微，殊不多見。
我如此直言不諱，或許正暴露了自己對茶道的無知。正是茶道的優雅精神，要求你只說他人期望你說的話，此外不再多言。不過，我并不是個優雅的茶客。新舊世界之間的相互誤解，既然已經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傷害，那么為促進相互之間進一步的了解而略盡綿薄，亦正是理所當然，不必多做辯解。俄羅斯倘若肯屈尊紆貴，對日本多做一些了解，二十世紀的初葉或許就可以省卻一場血雨腥風的戰爭奇觀。就人類而言，對東方問題的傲慢忽視，潛藏著多么可怕的結果。歐洲的帝國主義(他們從不鄙視關于“黃禍”的荒謬叫嚷)未嘗明白：亞洲也會被“白禍”的殘酷意念所喚醒。你們或許會嘲笑我們“茶氣太盛”，我們又何嘗不會懷疑你們“了無茶趣”呢?
讓我們停止歐亞大陸之間這種互擲諷刺警句的把戲吧。如果東西半球不能通過互相接近而變得更加明智，那將是更大的悲哀。我們雖然沿著不同的路線發展，但沒有理由不互相取長補短。你們獲得了擴張，卻以動蕩不寧為代價;我們創造了和諧，雖然無力抵抗侵犯。你們會相信么：在某些方面，東方的情況的確比西方要好一些。
說來也怪，人類如今在茶杯之中相遇了。它是惟一得到普遍尊重的亞洲禮儀。白人曾經嘲笑我們的宗教和道德，卻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種褐色的飲料。下午茶如今是西方社會的一項重要活動。在杯盞盤碟那微妙的咔噠聲中，在婦女衣裙那柔和的窸窣聲中，在關于奶酪和食糖的尋常問答聲中，我們知道，茶之崇拜已經無可爭議地確立了。賓客們對于那可疑煎湯的達觀釋然，清楚地表明：在這一單個實例中，東方精神占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歐洲著述中最早關于茶的記錄，據說是在一位阿拉伯旅行者的敘述中發現的，記述稱：897年以后，廣州的主要稅收來源便是食鹽和茶葉的關稅。馬可·波羅記載過一位中國財政大臣在1285年因為擅自增加茶葉稅而被革職的事。這正是歐洲人開始更多地了解遠東的“大發現”時期。十六世紀末葉，荷蘭人帶來了這樣的消息：東方人用灌木葉子制造出了一種令人愉快的飲料。旅行家賴麥錫(3)(1559)、阿爾梅達(4)(1576)、馬佛諾(1588)和塔瑞拉(1610)，也都提到過茶。161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隊首次將茶葉帶到了歐洲。1636年它在法國為人所知，1638年它來到俄羅斯。英格蘭則在1850年迎接了它，并稱之為“被所有醫師認可的上等飲料，中國人把它叫做‘茶’，其他國家則稱之為‘Tay’，亦稱‘Tee’。”
像世界上所有的好東西一樣，茶的宣傳推廣也遭遇了反對。像亨利·薩維爾(5)(1678)這樣的異教徒，曾公開指責：喝這種東西是一種骯臟的習慣。喬納斯·漢威(6)(《論茶》，1756)則說：飲茶，看來使男士們喪失了他們的身材和優雅，女人們則喪失了她們的花容月貌。
起初，它的價錢(每磅大約十五、六先令)使得普通消費者望而卻步，并使它成了一種“高級醫療和隆重禮遇的特權，成了奉獻給王公貴戚的禮品。”然而盡管有諸如此類的困難障礙，飲茶的風尚依然以令人吃驚的速度迅速蔓延。事實上，在十八世紀的上半葉，倫敦的咖啡館都變成了茶室，是像艾迪生(7)和斯蒂爾(8)這樣的才智之士經常光顧的地方，他們總是在自己的“茶碟”上消磨時光。這種飲品很快就成了一種生活必需品，換句話說，也就是“可征稅物品”。這樣一種關聯提醒我們：它在近代歷史上扮演著一個何等重要的角色。殖民時代的美洲，一直對受人壓迫聽之任之，直到加之于茶葉的沉重關稅，使得人類的忍耐力再也不堪忍受。美國的獨立，正是肇始于他們把茶葉箱扔進波士頓海港的那個日子。
茶的風味中，有一種難以言傳的魅力，這種魅力使得它極為誘人，并能夠被人們理想化。西方的幽默家倒也不笨，他們很快就將自己思想的芬芳和茶的香氣混合在了一起。它沒有葡萄酒的傲慢專橫，沒有咖啡的妄自尊大，沒有可可的忸怩作態。早在1711年，《旁觀者》雜志就說：“我謹向那些門風良好的家庭推薦鄙人的一得之見：請每天早晨為茶、面包和黃油留出一個鐘頭的時間。我還要為他們訂閱本報的美意而誠摯地向他們提出忠告：請將這份報紙按時端上來，將其視為茶具的一部分。”(9)塞繆爾·約翰遜(10)將自己的肖像描繪為：“一個堅定而無恥的茶鬼，二十年來，每天都用這種使人消魂的植物溶液稀釋自己的膳食。以茶消磨黃昏，以茶慰藉長夜，以茶迎候清晨。”
查爾斯·蘭姆(11)自稱是茶道的信徒，他寫道：“就我所知，最大的賞心樂事，乃是偷偷地做件好事，而無意中被人發現。”這是對茶道的精確注解。因為茶道就是這樣一種藝術：它藏匿你可以發現的美，它暗示你不敢顯露的東西。它是自我嘲諷的高貴秘密，平靜而徹底，因而，它就是幽默本身——哲學的微笑。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真正的幽默家，都可以被稱為“茶哲”——比如薩克雷(12)，當然，還有莎士比亞。頹廢派的詩人們(這個世界啥時候不頹廢呢?)在反對物質主義的同時，卻也(在某種程度上)敞開了通往茶道之路。或許，如今它是我們對“不完美”的嚴肅凝思，正是這種“不完美”，才使得東方和西方能夠在共同的慰籍中相遇。
道家講到：在“無始”之太初，“心”與“物”在決死的格斗中相遇。最后，黃帝(天國的太陽)打敗了祝融(黑暗與大地的守護神)。這位巨人在臨死的痛苦中，用自己的頭顱撞擊太陽的穹頂，把藍色的翡翠圓頂撞得粉碎。星星失去了它們的巢穴，月亮漫無目標地游蕩在黑夜那荒涼的罅隙中。絕望中的黃帝，四處尋找天庭的修補者。他的搜尋并沒有白費力氣。東海之上升起了一位女王——女媧，角冠龍尾，火甲煊赫。她在自己的魔法爐中焊接五色彩虹，再造了中國的天空。不過，據說女媧忘了填充藍色天空上兩個很小的裂縫。由此而產生了愛的二元論——兩顆心靈在空間之內旋轉翻滾，永不停息，直到結合在一起，使整個宇宙得以完成。每個人都不得不為自己再造一個希望與和平的天空。
現代人性的天空，的確在為財富和權力而展開的巨大爭斗中被打得粉碎。世界在狂妄和粗俗的陰影里摸索探尋。知識乃是通過壞的良心購買來的，善行乃是為了效用而得以踐履。東方和西方，就像是被投到騷動之海里的兩條龍，徒然為重新得到生命的寶石而奮力掙扎。我們再次需要一位女媧，來修補這巨大的毀壞。我們等待著這位偉大的天神。
這期間，且讓我們喝杯茶吧。向晚的余暉正照著竹林，泉水正歡快地沸沸作響，我們的壺中能聽見松風颯颯。讓我們夢見瞬息，徘徊在事物那美麗的瑣碎中。
【譯注】
(1)小泉八云(Koizumi Yakumo 1850-1904)，原名拉弗卡迪奧·海恩(Lafcadio Hearn)，出生于希臘，父親是愛爾蘭人，在愛爾蘭、英國和法國長大。1869移居美國，成為新聞記者。1890年被派駐日本，從此在日本度過了后半生。他熱心于向西方介紹日本文化，并在日本的大學里教授英國文學，最后成為明治時代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2)《印度生活之網》的作者指的是尼維蒂塔(Nivedita 1867-1911)，本名瑪格麗特·伊麗莎白·諾貝爾(Margaret Elizabeth Noble)，出生于愛爾蘭，父親是一位立志為窮人服務的傳教士。1895年，她遇到訪問英國的印度著名哲學家、宗教改革家維韋卡南達，從此醉心于印度文化和佛教，并于1898年來到加爾各答，成為維韋卡南達的弟子，并改名尼維蒂塔。她生命中最后的十幾年基本是在印度度過的，積極從事于印度的獨立運動。
(3)賴麥錫(Giovanni Batista Ramusio 1485-1557)，威尼斯學者，1559在其出版的《航海記》中首次提到茶葉。
(4)阿爾梅達(Luis de Almeida 1525-1583)，葡萄牙醫生、傳教士，曾在日本傳教。
(5)亨利·薩維爾(Henry Saville 1549-1622)，英國學者，曾出任牛津默頓學院理事和伊頓公學教務長，還做過伊麗莎白一世的家庭教師。
(6)喬納斯·漢威(Jonas Hanway 1712-1786)，英國旅行家、慈善家和作家。
(7)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英國散文作家、評論家，是英國最早的文學期刊的創始人之一。1706年任副國務大臣，旋任議會議員。
(8)理查德·斯蒂爾(Richard Steele 1672-1729)，英國散文家和劇作家，曾與艾迪生共同創辦過文學期刊《閑談者》和《旁觀者》。
(9)這段文字摘自1711年3月12日的《旁觀者》雜志，作者為艾迪生。
(10)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國作家、辭書編纂家，是18世紀下半葉英國文學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11)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 1775-1834)，英國評論家和散文家，著有《伊利亞隨筆》等。
(12)威廉·梅克皮斯·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英國作家，其著名小說《名利場》，全面探討了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現實和倫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