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茶備受佛教推崇
西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但當時中國人并不理解其本質，而把它與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相混淆。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兵燹戰伐，中原動蕩，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佛學思想容易為廣大勞動人民所接受，“荏弱之民，多皈依而祈福，高明之士，則避世以理窮。”佛教開始發展，各地大建佛寺。唐代詩人杜牧詩云：“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以浙江來說，東晉時佛寺的創建就盛極一時，著名的如杭州靈隱寺、玉泉寺、寧波的阿育王寺等吳越國不斷大興寺廟，廣鑿石窟造像，雕刻佛經，建造佛塔，尤其是首都杭州，蘇東坡曾有“西湖三百六十寺”之說，可見當時佛寺眾多，所以，后來就有“佛國”之稱。隨著佛教的盛行，它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增多，浙茶也開始進入佛教信眾的修行中，浙茶之所以受到佛教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坐禪的需要
自釋迦以來，佛教重要修行方式之一便是坐禪，“坐禪要求靜坐、斂心，達到心無雜念，萬相皆空。”其姿勢要求“大腿疊于大腿上，挺直脊梁骨，頸稍屈于前下方，氣沉于下腹部，靜靜地呼吸，目光散視或集中于某一固定物……”坐禪還要備受煎熬，“腿子酸痛，蚊蟲叮咬”，禪七的疲竭，寺院的拘限，尤其令人難受的是，每天花費九到十五個鐘頭的時間思索同一個問題帶來的那種難以的沉悶乏味”一般的僧侶無法堅持，就連高僧大師們也很難支撐下去，故尋找一種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禪帶來的疲倦的飲料也屬必然，“正好茶性苦寒，具有破睡驅眠，去煩解渴的功能。”陸羽《茶經》中曰：“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若熱渴、凝悶、腦疼、目澀、四支煩、百節不舒，聊四五啜，與醍醐、甘露抗衡也。”《本草綱目》也謂其可“去痰熱、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悅志。”明朝顧元慶的《茶譜》則說得更為全面合理：“人飲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煩去膩，人固不可一日無茶。”浙江茶葉在這方面功效也很獨特，以甌地茶為例，《江逸志》云：“甌地茶，雁山為第一，去腥膩，除煩惱，卻昏散，消積食……”可見，茶葉本身的性能決定了浙茶十分適合作為坐禪的用茶。
2、延世長生的需要
僧侶喜愛喝茶，除提神醒腦外，還將飲茶作為養生之道，長壽之法，其實，這是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受到道教養生思想影響的緣故。道教養生的目的是長生不老，羽化登仙，而要達到這種境界，必須借助一種物質媒介來實現。于是，茶葉成為了最合適的對象。因為道教起先用的金石類藥物價錢昂貴，而且十分危險，茶葉卻相對便宜交全，易于服食道教的飲茶習俗及思想也感染了佛教?！恫杞浧咧隆份d云：“宋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水嘉中過江，遇沈臺真，臺真在武康小山寺，年垂懸車，飯所飲茶。永明中，救吳興，禮致上京，年七十九。”通過該則史料強調的便是茶對于臺真長壽所起的作用，即常飲茶有延年益壽之功效。《南部新書》也載有這樣一則故事：“人中三年，東都進一僧，年一百一十歲，宣皇問：‘服何藥至此了’僧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本好茶，至處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過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此則故事中，僧侶憑飲茶年齡可達到一百一十歲上述記載可說明，僧侶們十分相信茶能延年益壽。日本的榮西禪師以《吃茶養生記》作為其著作的名稱，則更清楚地表述了這一傾向。他在開篇寫道：“茶者，養生之仙藥也，延齡之妙術也;山谷生之，其地神靈也;人倫采之，其人長命也。天竺唐上同貴重之我朝，日本曾嗜愛矣，古今奇特之仙藥也。”正因為如此，僧侶們把飲茶作為每人必修課之一，大多寺院都有專職茶事活動的僧侶。
3、宗教儀式的需要
在佛教看來，茶是禪定入境的必備之物，是佛教徒的精神寄托，甚至可通鬼神。因而，浙茶在佛教中還常被作為供佛祀品，與宗教活動自接聯系起來。據明代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記述：“普陀老僧，貽余小自巖一裹，葉有自茸，溣之無色，徐飲覺涼透心腑，僧言：“本巖歲止五、六斤，專供(觀音)大士，僧得啜者寡矣。”由此推斷，當時，普陀山茶人部分用以供佛，而不是日常生活飲用在這一點上，浙茶的文化、社會功能已遠遠超過了它的自然使用與藥用功能，它已成為了溝通人神觀念的橋梁，故有時佛前供茶還會出現所謂的“靈異”，現象。據日天臺宗大云寺主成尋(公元1011至1081年)在《天臺五臺山記》中記述：“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十九日戊辰參石橋，以茶供羅漢五百十六杯，……知事僧驚來告。茶八葉蓮花紋，五百余杯有花紋……小僧(成子本人)實知羅漢出現受人師茶供，現靈瑞也。進一步神話化了浙茶與佛教的關系。
4、茶禪一味
然而，浙江茶葉和佛教的真正結合不僅僅在于其自然藥用功能和社會功能，更重要的是，禪宗的出現使佛教與茶找到了相通之處。禪宗講究見心成佛，以心悟道相傳。有一次大會上，釋迎牟尼佛不回答大家的問題，只拈花示眾，眾人不得其解，惟有迦葉微笑會晤，得佛陀心傳。此則廣泛流傳的佛教故事體現的正是所謂的“明心見性”，強調自身的領悟?！毒暗聜鳠翡洝分幸灿涊d道：“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惟達佛之所見即心成佛，心佛眾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修心養性在禪宗中有很高的地位，恰好品茶也需要交詳靜謐的心境，故“飲茶之所宜者十三，一無事，二佳客，三幽坐，四吟詩，五揮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酲，九清供，十精舍，十一會心，十二賞鑒，十三文憧。”并且碾茶過程中的輕拉慢推，煮茶時的三沸判定，點茶時的提壺高注，飲茶過程中的觀色品味，都提倡清心、靜心。而茶人們也希望通過飲茶，根除煩惱，提高精神境界這些與禪道中心剛好一致。此外，“茶之為飲，最宜精行簡德之人。是說茶適合于品德優異的人飲用，又表明茶性本儉之意。茶質量盡管有高下之別，但社會各個階層都能享用相應等級的茶。一些帝王推行節儉之風，特意下詔在他死后選用儉樸的祭品，其中就包括茶，如南齊世祖武皇帝遺詔：“我靈座上慎勿以牲為祭，但設餅果、茶飲、干飯、酒、脯而已。”而佛教生活中有不殺生，不邪淫，不妄語，不偷盜，不飲酒五戒，又有不吃葷過午不食的例規，這正好與“儉”相合。因而，許多佛僧把參禪與品茶并舉，有的甚至認為品茶即能悟道。唐代皎然和尚在《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中道：“一飲滌昏寐，情思爽朗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清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顯然，在皎然的眼中，只有保持心神清靜，才可通佛之心，若故意去除煩惱，便不是佛心了。同時，禪宗主旨的“靜心”、“自悟”，也貫徹到了中國茶道之中。日本的千利休則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茶道本意在于禪的普遍意義，“佛之教便是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燒水、點茶、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為習佛修行之行為。”千利休有這種觀念，這是因為日本佛教來自中國，而禪是中國化的佛教，它不似印度佛教原義，認為今生水不得解脫，惟有人堂才是出路，而是主張“頓悟”。從茶中找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種“悟”。所以說，飲茶即可得道，茶中有道，佛與茶便連結起來了?？傊?，茶中有禪，禪中有茶，茶味禪味木為一味浙江茶葉是中國茶葉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而然受到了僧人們的喜愛，成為參禪時常用的飲料，飲茶之風也隨之傳遍了各個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