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馬古道的歷史意義：
1、茶馬古道是一條政治、經濟紐帶。促進了西藏與祖國的統一和藏漢人民唇齒相依、不可分離的親密關系。通過這條古道，不僅使藏區人民獲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內地出產的物品，彌補了藏區所缺，滿足了藏區人民所需。而且讓長期處于比較封閉環境的藏區打開了門戶，將藏區的各種土特產介紹給內地。形成了一種持久地互補互利經濟關系。這種互補關系使藏漢民族形成了在經濟上相依相成，互相離不開的格局。由此而進一步推動了藏區與祖國的統一，藏、漢民族的團結。在歷史上，宋朝、明朝盡管未在藏區駐扎一兵一卒，但卻始終與藏區保持不可分割的關系，令藏區各部歸服，心向統一。其中茶馬古道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
2、茶馬古道帶動了藏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沿著這條道路、伴隨茶馬貿易不僅大量內地的工農業產品被傳入藏區豐富了藏區的物資生活，而且內地的先進工藝、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進入藏區，推動了藏區經濟的發展。例如因茶葉運輸的需要，內地的制革技術傳入藏區，使藏區的皮革加工工業發展起來;又如因商貿的發展，內地的淘金、種菜、建筑、金銀加工等技術和技工大量經由此道輸入，推動了藏區農作技術、采金技術和手工業的發展。同時，由于交易物品的擴展，藏區的蟲草、貝母、大黃、秦芄等藥材被開發出來，卡墊、毪子和民族手工藝品生產也被帶動起來，有了很大的發展。據統計，宋代四川產茶3000萬斤，其中一半經由茶馬古道運往了藏區。明代經由黎雅、碉門口岸交易的川茶達3萬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經打箭爐出關的川茶每年達1400萬斤以上。同時，大批的藏區土特產也經由此路輸出。據1934年統計，由康定入關輸向內地的有麝香4000斤、蟲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銀400余萬兩⑩。可見漢藏貿易規模之大。在這一貿易的帶動下，藏區商業活動迅速興起，出現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達倉"、"三多倉"、"日升倉"等(倉，藏語意為家。這里用作商號);出現了集客棧、商店、中介機構為一身的特殊經濟機構--鍋莊。康巴處于條大道的中心，受這種環境的熏陶，最早改變了重農輕商的觀念，養成了經商的習慣。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遠近聞名。
3、溝通了藏族與漢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馬貿易的興起使大量藏區商旅、貢使有機會深入祖國內地;同時，也使大量的漢、回、蒙、納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軍進入藏區。在長期的交往中，增進了對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親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馬古道上的許多城鎮中，藏族與漢、回等外來民族親密和睦，藏文化與漢文化、伊斯蘭文化、納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現復合、交融的情況。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輝煌的喇嘛寺，也有關帝廟、川主宮、土地祠等漢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還有清真寺、道觀。各地來的商人還在城里建立起秦晉會館、湖廣會館、川北會館等組織，將川劇、秦腔、京劇等戲劇傳入藏區。出現了不同民族的節日被共同歡慶;不同的民族飲食被相互吸納;不同的民族習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諧。文化的和諧又促進了血緣的親合，漢藏聯姻的家庭在這里大量產生。民族團結之花盛開在茶馬古道之上。
4、促進了藏區城鎮的興起和發展。茶馬古道上的許多交易市場和馱隊、商旅的集散地、食宿點，在長期的商貿活動中，逐漸形成為居民幅湊的市鎮。促進了藏區社會的城鎮化發展。如打箭爐在元代尚為荒涼的山溝。明代開碉門、巖州茶馬道后，這里逐漸成對大渡河以西各馱隊集散之地，清代開瓦斯溝路，建瀘定橋，于其地設茶關后，迅速成為"漢番幅湊，商賈云集"的商業城市。西藏和關外各地的馱隊絡繹不絕地來往于此，全國各地的商人在這里齊集。形成了以專業經營的茶葉幫，專營黃金、麝香的金香幫，專營布匹、哈達的邛布幫，專營藥材的山藥幫，專營綢緞、皮張的府貨幫，專營菜食的干菜幫，以及專營鴉片、雜貨的云南幫等。出現了48家鍋莊，32家茶號以及數十家經營不同商品的商號。興起了縫茶、制革、飲食、五金等新興產業。民居、店鋪、醫院、學校、官署、街道紛紛建立，形成為一座聞名中外的繁榮熱鬧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條茶馬古道的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地。亦隨著茶馬貿易的發展而成為康區重鎮和漢藏貿易的又一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