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談古代茶業的向近代發展，就有必要先講講西方茶的飲用和貿易歷史。因為，近代茶業，從某種角度來說，主要就是中國和西方茶葉貿易的事業。
那么，關于飲茶和茶的知識，是什么時候從我國和東方傳到歐洲、播及全球的呢？更悠遠的情況，已說不清楚，從現在能夠見到的確切記載，歐洲出版的最早介紹茶葉的著作，是１６世紀５０年代威尼斯作家拉馬歇所寫的《中國茶》；最早把茶運銷西歐的，是１６１０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隊。自此以后，當時被稱之為“草藥汁液”的茶葉，首先在西歐上層社會風傳了開來。接著由西歐、中歐傳遍整個歐洲和世界其他許多地方，使茶和絲綢，成為中國和西方貿易的兩種主要商品。
茶在中國的傳播，就從西漢王褒《僮約》為始，至唐朝中期普及南北，共用了８００多年。但是，茶從１７世紀初首輸荷蘭，由歐洲進一步傳飲美洲、非洲和澳洲，也只用了僅一個多世紀。當然，這與中國古代和西方近代的社會經濟、社會文化條件的差別有很大關系，但茶之暢飲歐洲、暢飲全球，與茶的自身魅力，不是無關的。毋庸多說，飲茶習俗在西方或世界范圍的廣泛傳播過程，自然也就是茶葉國際貿易不斷和相應發展的過程。這一點，就以英國和中國的茶葉貿易，即可說明。以英國國內茶葉消費數量為例：１６９９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僅訂購３００桶上等綠茶、８０桶武夷茶，市場就為之充斥。但至１８世紀末，英國每年從中國輸入的茶葉，年均就達到了３３０萬鎊左右；至１８３４年，更猛增到３２００萬鎊。
在１９世紀７０年代以前，世界茶葉貿易，主要就是西方各國與中國的貿易。因為，其時除中國以外，產茶的國家還有日本和朝鮮，但他們出產的數量都不多。而在西方各國的茶葉貿易中，尤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著；其龐大的船隊，差不多整整壟斷茶的世界貿易有兩個世紀之久。英國和東印度公司在長期獨擅華茶貿易的過程中，一方面獲得了大量稅收和巨額利潤；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英國工業產品的天生抗性，英國在英中貿易中，又長期處于逆差的地位，銀兩隨茶葉貿易額的逐年提高，一年比一年更多地流向中國。
對于以搜括世界錢財為業的當時英國殖民者來說，茶葉貿易包括轉口貿易雖然給了他們不可勝計的利益，但是，當他們看到他們到手的白銀又倒流中國，這對他們來說，猶如芒刺在身，是會時刻想法拔除的。他們以有毒的鴉片，來換取中國有益健康的茶葉，以此抵消與中國貿易的逆差。這自然激起我國人民的義憤和反抗，結果，也就隨之爆發了眾所周知的中英鴉片戰爭。
戰爭的結果，英國的洋槍大炮，洞穿了“大清國”外強中衰的神秘外衣，并且自此的數十年間，把中國整個裸置于列強各國任意宰割的刀俎之上。英國通過鴉片戰爭，除維護了其販賣鴉片的權益以外，他們為自己也為所有列強各國，打開了與中國“通商”的大門，使外國資本得以在中國沿海和內地直接開廠、設棧，強行把中國置于他們直接控制和掠奪之下。以茶葉來說，在中國被迫對外開放以后，俄國、美國等等，也競相參與了華茶貿易，從而也打破和結束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茶葉貿易長期壟斷的局面。這些變化，對于中國的主權，無疑是一種侵害；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未嘗不是把中國的茶葉出口和茶葉生產，更進一步地放置于世界茶市之列，使中國茶的生產、貿易，直接或較大地受到國際茶葉市場經濟的影響和調控。因為這樣，所以在鴉片戰爭以后，由于外商能直接在中國開行、開廠、設庫、設棧，使中國茶葉貿易和茶葉生產，也相隨出現了一個飛躍發展的局面。這里，我們不妨摘錄中國１８６６—１９００年間一些年份的茶葉出口數為例（見下頁表）。下表實質上是我國上一世紀后期茶葉出口的一個消長情況表。表中摘錄了同治五年（１８６６）至光緒二十六年（１９００）的有關茶葉出口數。從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１８８６年，是我國歷史上茶葉生產和出口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此之前的統計，我國茶葉出口的數額，繼道光末年和咸豐的發展趨勢，逐年呈跳躍式的遞進。１８８６年以后，由于英國在印度、斯里蘭卡引種和發展茶葉生產獲得成功，大批新茶園投產，他們對自己的茶業實行保護政策，結果使中國茶業由持續快速發展，蛻變為連年急劇大落。
清季我國茶葉生產受國際茶市影響出現的這種大起和大落，正好也構成我國茶業由古代向近代轉化的獨特背景。鴉片戰爭以后，隨各國從我國輸入茶葉逐年增長的需要，我國特別是福建、廣東、江西、安徽和湖南、湖北等省的茶葉生產，在咸同年間，一哄而起，出現了一個盲目發展高潮。以福建為例，如《東瀛識略》所載：“茶固閩產，然只建陽、崇安數邑。自咸豐初請由閩洋出運，茶利益溥，福、延、建、邵郡種植殆遍。”②關于福建咸同年間植茶的風起，其時閩人卞寶第也有這樣一段形象的記述：沙溪“由永安入境，物產茶。土著不善栽植，山地皆租與汀、廣、泉、永之人，并且將山旁沃壤棄而出租者，輕本重末，大妨農業，由是客民眾多，棚廠聯絡。”③另外《光澤縣志》中也提到，“咸豐、同治以來，遍處種茶，生息亦廣”④。
類似的記載，也常見于我國南方各省的有關方志中。如安徽歙縣，在其民國縣志中也約略指出，“歙地宜茶”，但在“道光八年前生產無多，故須認銷他縣茶。厥后逐漸推種，求變為供。至光宣間，計輸出者已達三萬數千擔”①。這里所說“道光八年前生產無多”，主要是根據道光八年撰刊的《歙縣志》的記載；“至光宣間”，沒確定具體年代，不過從這條資料中，我們也不難看出，歙縣甚至整個皖南的茶葉生產，也是在咸同或主要就是在咸同年間發展起來的。其實，清季也是我國古代茶業最后的一個發展高峰，其確切的年限，當包括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至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這樣４０多年時間。中英鴉片戰爭，１８４２年８月簽訂《南京條約》，中國被迫向西方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５個口岸。１８４３年在虎門，又被迫簽訂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作為《南京條約》的補充。從《南京條約》和其補充“章程”等簽訂的具體時間，我們將五口通商對茶業產生影響，不妨就暫定為１８４３年。至于１８８６年，這一年，是我國海關統計茶葉出口最多的一年；在這年之后，我國茶葉出口就一年一年銳減了下來。
這里還要指出，清代后期我國茶業的這一飛躍發展，與國外對紅茶需要的劇增是相聯系的，所以，在茶類生產上，也表現出以紅茶為主的發展特點。舉湖南的一些史實為例。如同治《巴陵縣志》載：“道光二十三年，與外洋通商后，廣人每挾重金來制紅茶，土人頗享其利。日曬者色微紅，故名紅茶。”②巴陵即今湖南岳陽縣。再如同治《安化縣志》也稱，湖北通山一帶過去也是一個重點產茶區，咸豐時因太平軍征戰江漢流域，原來往返通山的一些茶商，有的就“估帆取道湘潭，抵安化境倡制紅茶，收買暢行西洋等處，稱曰廣莊，蓋東粵商也。方紅茶之初興也，打包裝箱，客有冒稱武彝以求售者”①。這條史料不只說明安化的紅茶生產，是咸豐年間由廣東茶商“倡制”發展起來的，而且也反映，福建武彝和全國其他許多地區的紅茶生產，也差不多都是在此前后，由廣東和各省茶商倡導下風興起來的。因為這里說得很明確，其時正值紅茶“初興”；不是指安化，而是指全國當時都屬初興階段。這一點，我們還可從后來每年紅茶所占的出口比重，看出一些線索。
從表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不但我國鴉片戰爭以后至光緒初年茶葉生產和茶葉出口的發展，是這一時期國際茶市對紅茶需要在紅茶方面的一種突出發展；同時也明顯反映，在光緒十二年以后我國茶業的直線下落，是因國際紅茶市場被擠而主要是紅茶出口的一種衰落。其實，關于這點，在我國咸同年間茶園和茶葉生產大發展的過程中，本身也就潛伏著即將衰落的危機。因為我國各地這一紛起拓展茶園的過程，正好也是英國在印度、斯里蘭卡和荷蘭在印尼大規模發展種茶的過程；當他們茶園發展起來以后，受影響的必然也只會是我國茶葉的出口和茶業。事實也是如此，印度和斯里蘭卡最先和主要生產的，不是別的茶類，而一開始瞄準的，就是當時世界上最暢銷和中國出口最多的紅茶。
上表和前表的數字還告訴我們，在１８８６年至１９世紀末的十四五年中，我國茶葉出口的數額，銳減了３８．５７％；平均每年要減少３８２８７６擔。這也就是說，我國咸同和光緒初年發展達到的茶園最大面積，至上世紀末，至少也應減少或荒蕪３８％。不，１９世紀末，我園茶園實際減少的面積，遠不止這一數字。因為盲目發展的特點就是一哄而上，一風而散。一些地方生產的茶葉賣不出去，不只在咸同以后發展起來的新茶園，有的甚至連同過去的老茶園也一并廢棄了。以廣東的情況為例，如民國《廣東通志稿》中就記說：“中國商品，向以茶為出口大宗，而在廣東，又夙推羅定之珠蘭茶為巨擘。在昔遠近馳名，銷流甚廣，年中所值，以千萬兩計。近數十年來，竟為印度、錫蘭茶所壓倒，一落千丈，于今尚未底止，微乎殆矣。”①再如宣統《南海縣志》也載：“茶葉從前為出口貨大宗，現在出口之數，歷年遞減。光緒十八年出口尚有六芳五千擔，至二十八年，出口不過二萬四千擔，蓋西人多向錫蘭、印度購茶，以其價廉也。
前后僅距十年，銷數之銳減已如是，中國茶業之失敗，亦大略可覩矣。”②類似的記載，在這一時期的方志和史書中，隨翻即是。清末我國茶業的衰微，不簡單只是出口銳減和茶業凋蔽的問題，其盲目濫墾、毀林和毀田種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生態破壞，則是更無法用一般數字來計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