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封建社會茶馬互市貿易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諸方面,在茶葉經濟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本文敘述了我國封建時代不同時期中原內地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開展的茶馬互市貿易的形成、發展和特征,以及所推行的方針、政策、措施、成效得失,并以史實為依據,客觀地進行了剖析與評議。
一、茶馬互市貿易的起源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多民族國家大發展時期之一,也是茶葉生產高速發展的新時期。貢茶、榷茶、稅茶制度相繼建立。唐朝前所對待邊疆少數民族,實行比較開明的政策。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實行懷柔政策,采取和親、互市、朝聘、冊封、招撫等舉措,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風俗習慣諸方肌,而贏得了邊疆少數民族對唐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許多邊疆少數民族首領送子弟到長安求學,“四方學者,云集京師,乃至高麗…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八千余人。”(《資治通鑒》)大宗貞觀十四年,吐蕃贊普遣使臣求婚,“太宗許之…貞觀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妻之。”
文成公主人藏帶去了醫藥、歷算、蔬菜種子、紡織、釀酒、茶和飲茶方法,在藏北高原至今流傳著文成公主用進貢大唐的龍團教會婦女碾茶、煮茶的故事。藏南還流傳著一首民歌:“龍紋余杯啊!就想起了公主慈祥的模樣。”
唐《國史補》載:“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何物也?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州者…”但當時飲茶只限于上百領和貴賊,可喜的是飲茶習俗已開始逐漸傳播。從此,茶始終成為漢藏民族經濟、文化的紐帶
關于茶馬貿易的起源問題,學術界有兩種觀點:多年來,史學界茶學界均引唐封演《封氏見聞記》:“往年回11俏人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認為茶馬互市貿易始于中唐。但讀蘇州方陵先生《茶馬貿易之始考》(見《農業考古》1997年第4期)對上述論點提出質疑,其理由是《封氏見聞記》是小說,不足為信,此其一。查《辭海》載:“《封氏見聞記》頗有史料價值。”唐與回其紇市馬是絹,不是茶,此其二。又查《辭海》載:“回紇與唐馬絹交易,以馬價折絹,名為馬價絹。”很有參考價值,以茶易馬貿易據可信史料,始于宋初,此其三。筆者認為方先生的論點是有學術價值的,值得我們去探討。
筆者提出第三種觀點,據《中國邊疆民族管理機構沿革史》載:“后唐在云州(今山西大同)、登州(今山東蓬萊)等地開設馬市,和契丹等族進行貿易…934一936年,契丹境內的韃靼胡祿等部到云州互市。…契丹南唐交往中,往往以使團充當商旅貿易隊。遼會同元年938),“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兄(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藥”。南唐保大十年(952)南唐遣使赴契丹除裝運貨物的“牛車百余乘”以外,又以“鞍馬沿路頓”。規模之大,可想而知。對五代時期茶馬互市貿易的時間、地點、規模和交易的頻繁均有記述。我以為可作茶馬貿易的萌芽時期。
二、宋朝,茶馬互市貿易大發展
宋太祖趙匡應胤雖然先后平定荊南、南漢、江南等處,結束了五代十國割據局面,但沒有實現國家的統一,乾德(公元963年)年間,太祖為了用兵契丹,深感戰馬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且唐朝已有以茶易馬之事實,于是治令置“提舉茶馬司”實行以查茶易馬,太祖死后,其弟趙匡義繼位是為太宗,為了宋王朝的發展,勵精圖強,鞏固國防,抵御強敵,大力充實戰馬,加強以茶易馬,此時正值茶葉生產大發展,具有雄厚的茶葉基礎,可以易馬,井認為以茶易馬較之以銅錢、帛及其它物資易馬更為合算,而少數民族又“不可一日無茶”,在此情況下,宋代的茶烏貿易在規模上大有發展,政策和措施上亦進步完善。明朝曾提出“茶馬國之要政”,宋代對此雖未明確提,但對茶馬貿易所推行的政策和措施,實質上己視為“國之要政”了。
三、元朝,茶馬互市貿易的停頓
元朝是以蒙古族貴族為主建立起來的多民族國家,沒有沿襲宋朝茶馬互市貿易的原因,概述起來有:蒙古族本身產馬,加上西藏、青海、甘肅等地均屬元朝版圖,馬源十分充沛。
元朝對邊疆少數民族的管理、較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嚴密,羈縻政策已失去意義。
土司要承擔對元政府的朝貢和納稅義務,從朝貢與賞賜的物品看,元朝仍有茶馬互市貿易的痕跡,只是它是一種變相的商品交換,但其地位和功能及其意義已大大地淡化轉變了,據《元史·世祖本紀》載:“設置榷場于碉門(今四川天全)、黎州(今四川漢原北)與吐蕃貿易”,這里指的是“貿易”,并非專門易馬,所以元朝茶馬互市貿易處于停頓時期。
四、明朝,茶馬互市貿易的變革
(一)明繼宋制建立茶馬互市貿易的原因
明朝從太祖未元璋洪武元年(1368)至思宗朱由檢崇幀十七年(1644)火亡,計296年,始終處于戰爭環境中。古代作戰,駿馬多少,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也是運輸的重要力量。馬匹短缺,對軍事上危害擊打。而明朝兵多將廣,缺少的就是戰馬,面對嚴峻的軍事形勢,朱元璋感到戰馬的重要性,他在諭羈王朱椿時指出:“我國家榷茶,本資易馬。”據《明名臣奏議》載:“國家令蕃夷納馬,酬之以茶…非中國(內地)果無良馬,而欲市之蕃夷也…故以是羈縻之耳”,“互市者,和親別名也,然賢于和親,賢于數十萬甲師矣”。又據《明孝宗實錄》載:“彼得實用之物,我得攻戰之具”。明政府決意易西蕃之馬,其原因是十分清楚的。
(二)明政府茶馬互市貿易的政策
“茶、馬,國之要政”。明朝繼元朝將西藏正式納入版圖的歷史事實,對內地與邊疆地區的貿易往來無論政策、制度和方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茶馬互市貿易既體現了明中央政策對藏區的經濟交往是一種經濟關系。又體現了對藏區的統治關系,而且是屬于第一位的。據《明太祖實錄》載:“(帝〕敕諭松州衛指揮見11金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賞責其貢獻。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而三千戶,則三戶共出馬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馬一匹,定為出賦,庶使其尊君親上,奉朝廷之禮也。”朱元璋這段話有兩層意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指農畜產品)之毛,誰非君臣。”其次是中原內地農民種地要交糧賦,西藏不產糧而產馬,應出馬作為賦稅,以表示其歸附中央政權和尊君,在政治上才體現君臣關系。
同時朱元璋竭力推行“以(茶)制戎狄”政策,他在告諭蜀王朱椿是時說:“國家榷茶,本資易馬,邊吏夫譏,私販出境,惟易紅纓雜物,使蕃人坐收其利,而入中國者少,其所以制戎狄哉?”在《甘肅通志》中也有記載。“假市易以羈縻控馭,為制番上策”所以筆者認為,茶馬互市貿易發展到明朗,具性質已發生了根本變化,是明政府強化中央政權的一項重要政策。
(三)明朝茶馬互市貿易法規
明朝茶馬互市貿易始于洪武五年,“馬一匹,茶千八百斤”。稍后推行“差發馬制度”。為了防止官員假朝命以濟私,洪武26年特制“金牌信符”。據黃瑜《雙愧歲鈔》說:“洪武初于陜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制金牌四十一,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上號藏內府,下號藏各藩族,三年一差官來往對驗,以茶易鳥,上馬八十斤,中馬六十斤,下馬四十斤。”
但金牌制好景不常,遭到各方勢力的挑戰:
其一:私茶猖厥,對金牌制沖擊很大。明雖立法嚴禁私茶,出境重罪者處以凌遲,但經營茶葉可獲厚利,官吏則倚權舞弊。駙馬歐陽倫在陜西以官茶私買,朱元璋知道后大怒:“以布政司不言,并倫賜死,保(歐陽倫家人)等皆坐誅,茶貨沒入于官。”(《明大祖實錄》)可見明茶法不避權貴。而在茶農茶商中,則很多以細茶私賣,粗茶納官。
萬歷年間,湖南黑茶興起,產量多,質量也好,私商越境販賣,蕃人也以湖南茶價較低且味醇,喜歡購買湖南茶,不愿與政府易馬。對金牌制沖擊很大。政府不得已只好用一部分湖南茶易馬,因而湖南茶在茶馬貿易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其二、國力衰弱。蒙古軍進犯遼東、宣府、甘州等地,英宗親率十五萬大軍征討.在土木堡被俘,官軍死傷慘重。一些納馬部落也遭侵掠,金牌喪失,使金牌制無法繼續執行。至于金牌停止使用的時間,明代史書說法不一。據考證以正統十四年為宜。
(四)明朝健全茶馬互市貿易的措施
建立巡視監察制度:明洪武年間,為了確保茶馬貿易順利開展,對邊境關卡管理很嚴,“守把人員若不嚴守,縱放私茶出境,處以極刑,家遷化外”。并不定期派蹤朝廷官員巡視檢查。成化年間,派遣御史巡視陜西茶事,從而確立了專職巡視監察制度。但明初,陜西馬政由巡撫兼管,后朝廷準都御史楊一清奏請由巡茶御史“兼官馬政茶法二事”,使御史巡視監察制度更加完善,這是明朝的一項創舉。
除此,明朝還對官茶的加工、貯藏、調撥極為重視。明初,四川、陜西易馬的官茶,除茶馬司保藏一部分外.其余均由各州縣分散貯存,這樣既不利于保管,也不利于調運,經常發生茶葉霉爛變質造成損失的事故。為此在洪武三十年決定在成都、重慶、保寧、播州(明時屬四川)建立四大官茶專倉保管,并在襄城、紫陽(均屬陜西)建立制茶作坊,專門加工統購的官茶。為了確保運輸路線的暢通,還修筑道路,增設驛站,以官運為主,商運為輔,組織軍民專業運輸,這些措施使官茶的貯藏、加工、運輸有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和制度,這也是明朝的創舉。
五、清朝,茶馬互市貿易的衰落消亡
(一)清朝實施茶馬互市貿易的原因
適應清初大規模戰爭形勢的需要。清朝是我國封建社會多民族統一國家空前發展和鞏固時期。清朝初期,前朝遺臣企望復辟而據地稱帝,各地反清波濤洶涌澎湃,中央政權很不穩定,大規模戰爭不斷,導致戰馬嚴重短缺,國家財政“一歲所入,不足一歲之支”,“國家財賦大半盡于用兵”的困難局面,故沿襲明朝積極推行茶馬互市貿易。
適應貫徹“因俗而治”方針的需要。為了對邊疆少數戾族地區實行有效的統治,“因俗而治”這一統治邊疆的傳統思想,便成為清政府奉行不移的政策。雍正帝明確指出,要“從俗從宜”、“各安其習”。乾隆也強調“從俗從宜”、“不易其習。”蒙、藏、回等少數民族,自唐始盛行飲茶習俗,茶馬互市貿易歷代相傳,清朝也勢必沿襲,才能做到“不易其習”。同時,清政府鼓勵“慕義馳貢”(《清朝文獻通考·榷茶》),對邊疆上層首領驅馬來朝貢者,都以茶賞賜,“撫賞以鼓遠人之心,以示懷柔之意。”
(二)清朝茶馬互市貿易的政策與措施
據《清史稿·食貨志》載:“明時,茶法有三:曰,官茶儲邊易馬;曰,商茶給引征課;日,貢茶則上用也。清因之,于陜、甘易番馬”。順治元年(1644),在西北地區設立五個茶馬司,同時,沿襲明制,設巡視茶馬御史一人,統一管理五個茶馬司。后令甘肅巡撫兼管,最后劃歸陜西總督管理。另設苑馬寺卿一人,管理廣寧第七監,專司馬匹放牧與繁殖事宜。
順治三年,詔“幾外藩各蒙古來易馬者,俱令駐于邊口,照常貿易,毋得阻抑”。順治八年,西藏五世達賴喇嘛要求在北勝州(今云南永勝縣)開辟市場,換取普洱茶。康熙四年(1655)正式開市。普洱茶以普洱府為集散地,由馬邦運至下關,經四川運往西藏。康熙三十五年(1696),又開四川打箭爐(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縣)市場。
清政府對邊疆貿易持慎重態度,執行較為寬松的政策,如康熙三十六年,政府曾令西藏第巴桑結嘉錯護送班禪額爾德尼進京,他托故要求緩期。當時有人認為這是對朝廷的不恭,建議“禁止第巴遣人貿易”,予以經濟制裁。康熙非常明智,他說:“彼所屬之人,皆賴貿易為主。朕為天下主,何必以班禪之故,泥于小見,禁其貿易,絕其生計乎!”。又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經戶部議準,“新疆五屯兵民雜居,生齒日繁,現據茶商等請由懋功廳(屬四川)增給腹引一千張,于灌縣采配茶斤,運往各地銷售”。確保了邊疆地區茶葉供應。這些政策,對緩和民族矛盾,增加民族團結有積極意義。
茶馬比價政策:據《清朝文獻通考·榷茶》:“我朝定鼎,各番慕義馳貢,金牌可以下用。但以茶易馬,務須酌量價值,兩得其平”。順治元年,規定“與西蕃易馬,每茶一笆重十斤。上馬給茶蓖十二,中馬給九,下馬給七”。這個比價,比明朝前期上馬120斤、中馬70斤、下馬50斤要高,比金牌制時期則高得多。但是否“兩得其平”尚有待研究。
清朝為確保茶馬互市貿易的順利進行,對茶實行禁榷,除官茶儲邊易馬外,商茶則實行茶引制。茶商必須向政府買引,每引百斤,征銀三厘三毫。茶農不得把茶賣給無引的人。無引則作私茶論處。清末改推行厘金制,實質是征稅制,專賣制已不復存在。同時嚴禁私茶出關,“查前明詔諭,通接西蕃關隘處所,拔官軍巡守,不許私茶出境。”(食貨志·茶法)
(三)清朝茶馬互市貿易逐步走向衰落消亡的原因
清朝茶馬互市貿易,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順洽初年(1644)到康熙七年(1668),為恢復、發展、繁榮興旺階段,康熙七年至雍正未年(1735)為時興時罷階段。乾隆元年(1736)至道光二十(1840)為衰落消亡階段。
順治年間的茶馬互市貿易,是在硝煙四起,政局不穩定,朝廷急
需戰馬的情況下進行的。到順治未年,全國統一局面基本形成。康熙親政后,對發展農業生產,增加國庫收入,鞏固統治政權十分重視,采取了一系列明智而有效的政策:獎勵墾荒,勞動者得到實惠,種植面積大幅度增加,康熙八年,實行“更名出”,把明朝藩王的土地“給以原種之人,號為更名出,永為世業”《清朝通典》。使無田的農民有了合法的土地。同時實行減兔賦稅政策。除水旱災害全免外,并在全國實行輪減,減輕農民的負擔。康熙十五年(1712)又實行“滋主人丁,永不加賦”,刺激了人口增長。雍正元年(1723),詔令“攤丁入田”,即按財產和負擔能力交稅。既改變了賦稅不均的狀況,又減輕了勞動人民的負擔。這些政策和措施,推動了生產的發展,商業的繁榮,社會的安定。特別是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復了臺灣之后,全國大規模戰爭已經結束,封建統治秩序進一步穩定,朝廷對茶馬貿易開始淡化。
康熙、雍正時期,清朝不僅控制了滿、蒙民族馬匹來源,而且在察哈爾和遼西設立了牧馬場。乾隆年伺又在甘肅、新疆建立,以解決軍馬和御馬的需要。同時,由于邊疆地區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需要內地商品的種類日漸增多,單純的茶馬貿易已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而朝廷又鼓吹“滿蒙一家”,“內外一體”,因此,蒙、藏、回等民族商人大量涌人內地,內地商人也進入邊疆,資本主義萌芽進一步增長,沖破了官辦茶馬貿易的樊籠。
茶葉是我國出口最早的傳統商品,五世紀輸入亞洲一些國家。十六世紀輸入荷蘭和英國,十六世紀輸入美洲,獨占世界茶葉市場。清朝康熙中期,華茶輸出價值占出口總值60%。乾隆末期(1790一1794)占出口總值88.8%。清政府對茶葉的重視已從茶馬貿易轉向出口貿易。
綜上所述,清朝茶馬互市貿易,自康熙時期開始走向下坡,其地位和作用逐漸消失。
結論
一、始自唐代終于清朝中期的茶馬互市貿易,歷經唐、宋、明、元、清五朝,延續千年之久,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我國茶業經濟史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二、宋朝繼承了古代“國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馬”的傳統觀念,神宗力圖有所作為,富國強兵,扭轉”積弱積貧”的局面。在比較了以錢、絹、茶易馬得失之后,作出了以茶易馬最明智決策,從此,成為定制,歷代相傳,延綿不絕。使唐代開始的茶馬互市貿易更具特色。
“羈摩”是籠絡使不生異心的意思,井非以強權去制服,這是在任何制度下都會出現的。宋對茶馬互市貿易價格政策是“隨市增減,價例不定”和”馬價分九等”,是符合商品價格隨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而有漲落,和優質優價,次質次價的原則。公平合理、調劑余缺、互惠互利。所以宋朝每年易馬達15000--20000余匹。
三、“以制戎狄”的觀點,是明朝朱元璋在諭蜀王朱椿時明確提出來的。從“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的政策,發展到利用象征軍權的金牌信符來強制推行茶馬互市貿易。朱元璋在中原內地也實行恐怖政治“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到憲宗時提出了“茶、馬,國之要政”,進一步強化了朱元璋的主張,繼續實行“賤馬貴茶”政策。所以明朝的茶馬互市總的趨勢是隨國力強弱而決定易馬的多少。
四、清朝廢除金牌制,實行“酌其價值,兩得其平”的政策。康熙不贊成經濟制裁,認為是“泥于小見”。并盡可能滿足邊疆要求開放新市場易馬和茶的供應。
五,茶馬互市貿易在歷朝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具有深遠的意義和影響有利于我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統一和團結。邊疆來內地易馬者,少則幾百人,多則幾千人,既有地方政府官員、僧侶,也有平民百姓。他們與內地各階層人士進行廣泛的接觸,增進了了解,促進了友誼,擴大和加深了對中原文化的認識。在宋朝通過茶馬互市,西番與宋朝和睦共處,共同抵抗西夏的進攻。宋與西復對峙時,茶馬互市中斷,人民曾一度迫使西夏與宋議和。四川黎州羌族聚眾擾邊,要求復市。明朝漢蒙通過茶馬互市貿易,蒙古“諸酋感德日深,赴市日眾,市馬日多”。清雍正時稱:“睦鄰不以金樽,控馭不以師旅,以市微物,寄疆場之大權,其惟茶乎?我之所有,彼之所無,我從而重之,彼亦之”。十八世紀末,英國想利用印度茶壟斷西藏市場,從而吞并。英人貝爾潛人西藏,他承認“凡有藏人蹤跡者,無不嗜茶,即在大吉嶺山下的西藏居民,亦不顧大吉嶺所產極名貴之茶,偏喜歷盡艱辛山路而運入中國之茶。中國茶較貴,而人民又貧,但仍視為不可缺”。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藏族同胞反抗英帝國主義侵略野心,熱愛祖國的浩然正氣!維護了國家的主權,使西藏成為祖國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這是長期茶馬互市貿易所形成的民族深情的結果。
有利于促進邊疆地區的經濟繁榮:通過茶馬互市首先擴大了茶和馬的市場,推動了畜牧業和農業的發展。與此同時,帶動了全面的物質交流。高寒草原地區的牛、羊、獸皮、紅纓、佛像、佛經、藥材等物資大量進入內地。內地的絹、布、食鹽、陶器、銅器、鐵器、書籍、紙張等物資大量進入邊疆地區,這對推動當地手工業的發展、人民主活水平的提高,地區開發與建設都具有積極作用。在前文中有詳細的敘述。
有利于邊疆地區的交通建設和新興城市的興起。古代川藏、青藏交通十分險阻。而內地與邊疆少數民族的經濟聯系主要是從茶開始。他們長年累月,越過崇山峻嶺,艱難跋涉,逐漸走出一條茶道,以后演變成驛道。經過各代的整治修建,驛道比較安全方便了,新興城市日益崛起,來往人員也日益增多,它對擴展地區聯誼,經濟、文化交流都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