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樹，是自然界歷史長期發展的產物。湖北地處長江中上游，西起東經108°38′，東至東經116°10′，南起北緯28°38′，北至北緯33°20′。境內崇山峻嶺，溝壑縱橫，地形復雜，垂直高差顯著，形成了多種多樣的生物小氣候。年平均溫度15—17°C，年平均降水量800—1600毫米。土壤有黃棕壤、山地棕色森林土、黃壤等。以砂質壤土居多，一般呈微酸性反應。這些優越的生態環境，為茶樹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條件。從茶樹的水平分布看，神農架、荊山、齊岳山、幕阜山、大別山等，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谷兩側坡面，都有茶樹的天然分布。如鄂西宣恩縣慶陽壩河有“老茶溪”，建始縣有“茶河”，利川縣西一百二十里有“野茶壩”，興山縣有“大茶埡”、“小茶埡”，麻城縣東南九峰寺“山門外多茶樹，古屈婆娑”等。由此說明，湖北是我國茶樹原產地之一。現根據有關的資料，對湖北茶史作一簡述。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茶葉
東漢末期，軍閥混戰，農業經濟遭受到嚴重的破壞。當時農民只急于解決眼前溫飽，無暇顧及經營茶業。據史書記載，三國時，“荊巴間，采茶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認湯澆覆之。用蔥、姜、桔子[艸毛]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這一制茶方法，與現今鄂西咸豐、宣恩、巴東等，土家族聚居之地，世代相傳用油炸茶葉、陰米、苞谷子、豆腐干、花生、芝麻等，加生姜、蔥、蒜等調料，配制成的清香爽口，提神解渴的油茶湯，實頗相同。可以這樣說，前者是油茶湯的原始形態，后者則是古代巴人飲茶風尚的延續。此可證咸豐、宣恩、巴東等地，飲茶歷史固為悠久。
兩晉之際，茶業生產，在前朝的基礎上，更有所發展。晉武帝時，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精怖負茗而歸。”晉·劉琨為并州刺史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云：“前得安州干(原作乾)茶二斤，皆所需也，汝可信致之。”這是目前可見產茶最早的歷史記載。當時的安州，包括現今的安陸、應山、大悟、孝感、云夢、應城等。由此說明，晉時安州已產茶，并自給有余，正朝著商品化的方向發展。
南北朝時期，“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巴東別有真香茗”。當時的西陽，包括現今黃岡、麻城、紅安、羅田、英山、圻水等。武昌郡，包括現今的江夏、咸寧、蒲圻、陽新、大冶、通山等。《述異記》亦云：“巴東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誦無忘。”按：《巴東縣志》言：“真香茶舊名”。又言：“海內自變亂以來，荒為榛莽，間有采而售者，皆大葉粗梗，兼之烘焙失宜，色味俱惡，惟長豐里及在市里之羊乳山所出，里人于谷雨前采者頗佳，長豐所產尤勝，惜難多得，是仍茶之野生者”。《夷陵圖經》云：“黃牛、荊門、女觀、望州等山，茶茗出焉”。據考，黃牛山，在宜昌西九十里，亦稱黃牛峽。荊門山，在宜昌縣東五十里，與虎牙袤迤相對，即楚之西塞。女觀山，在宜都縣西北。望州山，在宜昌縣西北九十里，望一州之境故名，位于宜昌、宜都二縣交界處。此可證鄂東、鄂西、鄂南俱產茶。安州干東真香茗、時已著稱。
二、唐宋時期的茶業
唐宋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相對來說，國家富強，經濟繁榮，社會較為安定，人民生活較寬裕。上至帝王將相，下到布衣百姓，飲茶蔚然成風。正如陸羽所說：“兩都并荊、渝間，以為比屋之飲”。這就是說，從兩都到荊州至重慶，家家戶戶飲茶。由于社會對茶葉需求量的增加，茶價不斷上漲，農民見利樂趨，促進了茶業生產的發展。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社會分工的專業化，植茶面積的擴大，制茶技術水平的提高，有不少名茶，脫穎而出。
唐代，鄂西荊巴山地，仍有成片的天然茶樹林分布。陸羽云：“茶樹，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又言：山南“以峽州上，生遠安、宜都、宜陵三縣山谷。襄州、荊州次。襄州，生南漳縣山谷。荊州，生江陵縣山谷。圻州，生黃梅縣山谷。黃州，生麻城縣山谷。品與荊州，梁州同。”李肇《唐國史補》載：“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蕊、茱萸()。江陵有南木，圻州有圻門團黃”。西蕃贊普所珍藏的六種地方名茶，其中就有“此圻門者”一種。按：陸羽《茶經》乃言淮南之茶，出圻州、黃州者下，恐當時制茶不精之故。這說明，當時圻州所產的圻門團黃，制作精良，堪為上品。除供應內地人飲茶消費外，還遠銷至西藏，此可證圻州產茶之饒。《膳夫經手錄》載。唐·建中時期，“江夏已東，淮海已南，皆有之。”“圻州茶、鄂州茶、至德茶，已上三處出外者，并方厚片，自陳(河南淮陽)、蔡(河南上蔡)已北，幽(河北北部和遼寧南部)、并(山西太原)以南，人皆尚之，其濟生收藏榷稅，又倍于浮梁矣”。“江陵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以上二處，悉皆味短而韻卑，唯江陵、襄陽皆數十里食之”。“自是碧澗茶、明月茶、峽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雖所出至少，又勝于茱萸[寮字上部換竹]矣”。“圻水團黃、團餅薄，每片至百余斤，率不甚[上分下鹿]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其美。”按：王觀國《學林新編》言：“圻門團黃，有一旗一槍之號”。言一葉一芽也，為茶之極品。
唐，佛教興起，寺僧以飲茶清思。打坐入靜，修身養性。并于寺周圍植茶，增加收入。據《李太白集·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詩敘》云：“余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余歲，顏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余游金陵，宗僧中孚云余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掌，另為仙人掌茶，蓋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者見]者，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師及青蓮居士李白也。”李白對仙人掌的緣起、生態環境，采摘制造、功能等，進行了詳細的記錄。是研究湖北茶史的重要資料，至今為人們所傳誦。
五代之世，“鄂州之東山，蒲圻、唐年縣(今崇陽)，產大茶，黑色如韭，葉極軟，可治頭痛。”五代十國，吳·楊隆演武義(919—921年)中，隸羊山鎮時，吳元年，定擬“茶每封十窠，官抽一窠，每窠茶芽二錢五分，茶葉一兩七錢。”這說明鄂南陽新、大冶、通山等時已產茶。《新五代史》謂：“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茶務以賣茶，其利十倍。”此可證當時襄陽、隨州、江陵、鐘祥、天門等，已出產茶葉。故《元和志》、《唐書·地理志》，皆言圻州圻春郡土貢茶，黃州齊安郡貢松蘿茶，歸州土貢白茶。由此可見，當時出茶之饒。
衍入宋代，江南西道：“鄂州土產茶，興國軍土產茶。淮南道：圻州土產茶，出圻春、圻水二縣北山。圻水縣，茶山在縣北深川，每年采造貢茶之所，黃州麻城縣山原出茶，安州土產茶，荊州土產，松滋縣出碧澗茶。沈子日：“茶餅、茶芽今貢”。按：松滋縣西六十里，有碧澗寺，唐代建。疑此茶系碧澗寺所出。峽州土產茶，歸州土產白茶。按《大觀茶論》云：“白茶，自為一種，與常茶不同，其條敷闡，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雖非人力所致。”《圖經本草》云：“巴川峽山，茶樹有兩人合抱者，所產乃野生之茶。”《文獻通考》載，“宋制，榷貨務六，其中有江陵府、漢陽軍，圻州之圻口”。乾德二年(964年)八月，始令漢陽軍、圻口置務。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又于江陵府、襄州、復州增置務。淳化四年(993年)，廢襄州、復州務。“恐當時襄州、復州茶非佳品，或不及他處產茶之盛，因而罷之”。又有場十三，其中有圻州日王祺、石橋、洗馬，又有黃梅場。景德二年(1005年)廢。又買茶之處，湖南則江陵府、鄂州、歸州、峽州、荊門。“山場之制，領園戶受其租，余悉官市之，又別有民戶折稅課者，其出鬻皆在本場。諸州所買茶，折稅受租同山場，悉送六榷務鬻之。”江陵府受本府及峽州茶。漢陽軍務受鄂州茶。圻口務受興國軍茶。凡茶有二類：片茶和散茶。片茶，荊湖舊貢新茶芽，大中詳符元年(1008年)，“上憫其苦，詔罷之”。片茶有進寶、雙寶、寶山兩府出興國軍，大拓枕出陵。散茶，龍溪、雨前、雨后出荊湖末茶，清口出歸州。高宗建炎初，罷天下榷茶合同場十七處，而興國軍與江州軍仍置場監官各一員，可知興國軍產茶之盛。當時的興國軍包括現今的陽新、大冶、通山三縣。《宋史·食貨志》載，崇寧元年(1102年)，定諸路措置茶事官，復置司于荊南。說明江陵府時產茶之豐。房縣土產茶，宋·陳造《江湖長翁集》云：“底消山峽三分瘴，爭課盧仝七碗茶。”京山縣多寶寺產茶，陽新縣花尖山之下，“寺中有甘泉，里人用于造茶，其味清香，號桃花絕品。”崇陽縣，山民“畬粟種茶，拙以治生。”王洙在《王氏談錄》中云：“春初取新茶芽，輕炙，雜而烹之，氣味自復，在襄陽試作甚佳”。時襄陽已產茶。羅田縣，唐宋“產茶極盛，宋仁嘉祜六年(1061年)，石橋茶場，買賣歸官，官歲計二萬四千八十貫，應入歲賦。”故《元豐九城志》云：“江陵府江陵郡，土貢碧澗茶芽六百斤。”《宋史·食貨志》支“江陵府貢碧澗茶芽”。從上述可見，唐宋時期，湖北是我國主要產茶地區之一。
茶稅，是唐兩朝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之一。宋代，實行茶葉專利壟斷制，侵民漁利，時有過取，引起了茶農對政府的不滿和反抗，時有發生。如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崇陽縣“拔茶種桑”。政和初，李[謬右旁換王]知房州“時官榷茶”，復強民輸舊額，貧無所出，被系者數百人。李[謬右旁換王]至，即日釋之。紹興十二年(1142年)，洪適知荊門軍，時官榷茶，“以人戶為率，計口均數，如家有一丁，則歲受茶三斤。”洪適“輕茶額錢”。人咸頌之。嘉定十年(1217年)，鄭清之調峽州，時“茶商群聚暴，召慕之。”景德年間，錢冶知圻水，“麻城茶場，歲增五倍”，民苦不堪命(《黃州府志》)。劉立災害，為荊湖北路轉運使，“鄂州官歲市茶五百斤，三司請益減一百萬斤，詔許寬一年。(《歐陽修集》)。淳熙間，孟渙知荊門軍，蠲免“無名茶租”，民受其利。乾德三年(965年)，蘇曉，出為淮南轉運使，“建議榷圻、黃、壽等州茶，置十四場，規其利，歲入八百萬緡。”由上觀之，宋代茶業生產，在挫折中有所發展。
三、明清時期的茶業
明清時期，最突出的特點，是茶書的增多。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守土官吏，認識到“牧民之職，興利除害而已。害不除，則民難以安枕，利不興，則又無以資生。”雖他們是從維護封建統治階段的利益出發，但在客觀上起到了發展茶業生產的作用。明·何彬然仿陸羽《茶經》之例，著《茶約》一卷，明·王啟茂著《茶鐺》一卷，清·瞿文燦著《種茶炙焙法》，宗景藩著《種茶說十條》、龍賡言著《勸農小識》、王庭楨著《樹桑植茶說》、曹南英著《制茶條議》等，皆對茶樹的生境、載焙、采摘、制造等方面，詳述備至。茶書的增多，標志著我國茶業生產科技有了重大的發展。由于商品經濟的繁榮，人們迫切需要掌握茶業生產技術，用以謀生致富。一些具有實用價值的茶書，不斷公諸于世，對于傳播茶業生產科技，提高勞動人民的文化素質，指導茶葉生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元代，光國軍所屬的通山、大冶、陽新等，俱產茶。元盛時，“興國及通山產茶之所，有園戶、商戶。以茶株納稅，每十引為一據，據納中統鈔一百二十五兩，其所用袋裝茶引紙，俱以江州請用，關防裝袋打角，仍運司領給，由富池口批驗稱盤，然后出江發賣。”是興國元時產茶之證。
明季，政府對茶業生產十分重視。太祖謂參政張昶日：“茶之所產，多在江西、湖廣、所以前朝茶運司，在江州專任茶課，爾差官分投前去，各府州踏勘，且數起科作額，以資國用。”《明史·食貨志》載，產茶之所，湖北以弄昌為首，惟興國最著。崇陽縣西南“龍泉山產茶，味甘美，號龍泉茶。”興國(今陽新)大坡山產茶”，號坡山鳳髓。《群芳譜》云：“太和山(今武當山)出騫林茶，初泡極苦澀，至三四泡，清香特異，人以為茶寶。”《明一統志》“謂騫林葉，太和山出。”《均州志》云：“木之異者，有騫林樹，芽茁如陽羨，能滌煩熱，道流所珍。”武當山中官陳善于弘治二年(1489年)，復貢騫林葉茶，供明王朝宗室享用。陽新縣，桃花尖山出茶，號桃花絕品。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興國州，“貢茶芽六十斤”。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講究茶廛，“每茶一窠，初采茶芽二兩五錢，中采二兩，末采一兩三錢，其焙干五兩重。”嘉靖年間，興國除陳折抽茶課外，歲貢茶芽六十斤，則務雖廢，而其制猶存也。嘉魚南陽山產茶。明·李教有“殷勤燒茶夜煎茶”之句。江夏縣九峰寺獅子崖產茶。明末“廢去茶園大半，至今每歲不下提余。”荊州海會寺產茶。建始產茶，明·正德六年(1511年)，“產茶一千九百一十斤七兩。”利川縣忠路霧洞坡，土人遍種茶樹，經久耐泡，清香持久，謂之霧洞茶。
清代初期，政府只“教樹桑柘。為衙茶茗。”茶業生產，裹足不前。至清晚期，一些具有深謀遠慮的政界首腦，認識到“生齒繁而遺利少，若持農業一端，斷難養瞻，以后日困日促，有何底止。”為此，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從治國安幫的角度出發，興利除弊，進行茶業改良，興辦機器制茶，開拓茶葉銷路，勸民廣植茶樹，促進了茶業生產的發展。
清朝時期，各地植茶已相當普遍。有的地區以茶為業，賴以為生。蒲圻之茗山茶。康熙年間，“有山西估客購茶邑西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傭，估客收茶義寧州，因進峒，教發紅茶做法，茶只一種，大紅雨前為頭茶，名烏龍肄。生者為子茶，復末為禾花，又日荷花，最后為秋露。紅茶以蒸曬，乘熱復以布，色變紅，再曬不過火。黑茶則曬而復蒸，蒸而復曬。亦有炒熱者，可作清茶。”乾隆年間，蒲圻“細民女紅，自縣南以西，崇山峻嶺，挖山采葛，樹桑培茶”，衣食豐足。嘉慶年間，山民多種茶，藉以資生。宜統二年，由勸業道開辦茶葉講習所，授以茶樹栽培、采摘、制造之法。由于出茶甚饒，年額茶稅銀四十兩，居全省第二位。至清末，羊樓峒所產的茶葉品種有：物華、樺華、精華、月華、春華、天華、天專馨、奪魁、賽春、一品、谷芽、谷蕊、仙掌、如梔、永芳、寶蕙、二五、龍須、鳳尾、奇峰、烏龍、華寶、惠蘭等二十四種之多。
崇陽縣城西四十里魯溪崖產茶。縣西七十里龍窖山產龍淵茶。《崇陽縣志》云：“今四山俱種茶，山民藉以為業。往年山西商人購茶于蒲圻之差別樓峒，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樓葉，入鍋火焙，置布袋中，揉成再摟者，入甑蒸軟，取梢細葉，灑面壓作磚，竹箱貯這，販往西北口外，名黑茶。道光季年歲，商履集采細葉，曝日中揉之，不用火焙，陰雨則以炭焙干，收時碎成末，貯以楓柳木作箱，貯內裹薄錫，住外洋賣之，名紅茶”。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商人巴提耶夫，來漢經營茶葉，為減少中間環節，牟取暴利，前往崇陽大沙坪、蒲圻羊樓洞等地，開設茶莊，利用毛茶，制成茶磚出口。”年額茶稅銀二十五兩。
武昌縣南一百四十里，黃龍山，“山頂常年云霧，產云霧茶及佳。”“茶之屬者，邑人多種于隙地，隔年播種茶子數十棵，至次年傾生，烈日用樹枝遮之，三年便可采，有雨前、明前、雀舌諸名。土人為嫩為貴，故味清香而不腴。”
大冶縣“之茗同產茶”。《大冶志》云：“茶出天臺、汪家崖、吳家嶺諸山”。
江夏縣東南六十里有靈泉山，其頂平曠，云霧繚繞，產“云霧苛”。
通山縣城南九十里三界尖，舊產云霧茶，人貢。清末時，“蔸茶不生”。年額茶稅銀八十五兩，甲于全省。
嘉魚縣“之陰山產茶”。年額茶稅銀二十兩。
咸寧縣，鄉民多植茶，“每年清明、谷雨季節，茶芽初發，鄉間況事紅茶，摘茶、踩茶、焙茶，民無暇刻。”年額茶稅銀三十五兩，居全省第二位。
五峰縣，“邑屬水[氵盡]、石梁、白溢等處，值產茶。每于三月，有茶之家，婦女大小，俱出采茶。清明節采者，為雨前細茶，谷雨節采者，為谷雨細茶，并有白毛尖，萌勾亦日茸勾等名，其余為粗茶。”顧彩去：“王峰渚山產茶，利最薄，統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錢一貫，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日汀潭茶。故茶客來往無虛日，茶客至，官給衣食，以客禮待，去則給引。”顧彩在《采茶歌》中，對五峰土家人春日采茶以及茶農在容美土司的殘酷壓榨下，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描述得淋漓盡致。
遠安縣，“茶以鹿苑為絕品，每賴所產，不足一斤。”鹿苑，乃遠安縣西鹿溪山寺因名。“鹿苑茶不及鳳山茶著名，然鳳山亦無茶，外間所賣才，皆出董家坂、馬家坂等處。以地近鳳山故名。”鳳山即鳴鳳山。按：陸羽《茶經》云：茶出山南者，以峽州為上，生遠安山谷，蓋指此茶而言之。
利川縣南一百三十里有烏通山，“里人種茶其上，號烏通茶。”忠路烏洞坡，土人遍種茶樹，其葉清香，迥異他處，名烏洞茶。”
鶴峰縣，“神仙園、陶溪二處，茶為上品，州惟茶利最溥。”《鶴峰州志》云：“容美貢茶”。“茶樹遍地生殖，惟州署后數株所產最佳，味亦清腴，取井水烹服，驅火除瘴，散氣止并解一切雜癥，現生產極饒。咸豐甲寅年(1854年)，州人高炳文之同眾共議，清示設棧，多方經營，由是遠客鱗集，城鄉有食其利者，而財源漸開矣。”自丙子年(1876年)，廣商林宸來州，采辦紅茶，泰和合謙慎安兩號設茶莊本城五里坪，辦運紅休，載至漢口，兌易洋人，稱為高品。”
建始縣邑民多種茶。年額茶稅銀六兩七錢。
黃梅縣西北紫云山，其頂平曠，有僧人植茶，號紫云茶。
圻水縣，“斗方山及人家諸畏圃皆出茶。”
由此述可見，通稱產茶。故《清一統志》云：武昌府、宜昌府、施南府皆土貢茶。襄陽府土貢騫林葉茶。
再從湖北茶課來看，額行茶二百四十八引，系咸寧、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通山七縣，請領所有茶引，向種茶戶經紀坐銷二百三十三引。建始縣經行銷十八引，每引額征紙價銀三厘三毫，坐銷者征稅銀一兩，行銷者稅銀二錢五分，課銀一錢二分五厘，其額征稅銀二百三十四兩五錢，課銀二兩二錢五分。行茶到關，仍行報稅，又均州、荊州、鐘祥縣本地鋪戶肩販小簍、摟茶，每引報稅銀一厘八毫名落地稅。盡收盡解。乾隆八年，(1743年)，以四川建始縣改隸湖北施南府，舊行茶十八引，隨帶湖北，每引征稅銀二錢五分，課銀一錢二分五厘，共六兩七錢五分。十三年(1748年)，議準湖北建始縣茶引，由本縣截角給商。在本地行銷至行過殘引，由商呈繳申司送部。”這些歷史載，皆可證湖北產茶之饒，已成為我國主要產茶地區之一。
從湖北歷史上看，溯自神農氏部落發現茶并利用茶以來，由于朝代之興廢，人事之代謝，歷朝歷史代政府，均制有各自的茶業政策，保護茶樹資源，發展茶業生產，或張或馳，或得或失，左右著茶業生產的興衰。荊楚先民，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不斷總結生產經驗，逐漸由單純利用自然經濟，進而發展為生產經濟，推動著人類社會的前進。
